佛教创立于公元前6至公元前5世纪的古印度。公元前3世纪阿育王时期，开始向印度各地以及周边国家传播。佛教在传播过程中，佛经翻译成为佛教传播的重要因素。从文化传播与交流的角度看，佛经翻译不仅是一种简单的符号转换过程，而是将一种语码承载的文化信息用另一种语码转换过来，从而推动文化的传播、促进文化间的交流与融合。综观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历史，可以清晰地看到由佛经翻译所表现出来佛教的“圆融”特征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性特点。这两种以圆融与包容为特征的文化，直接影响着佛经翻译的组织形式、翻译的标准、策略、方法与技巧，从而使佛经翻译在不同时期彰显出不同的特点。

一

翻译作为某个译者的个体活动，其动机和影响具有偶然性和不确定性。但当某类翻译活动成为具有一定的规模性和持续性的集体活动时，则必定有其深层的社会文化原因，同时也必定会对译入语社会和文化造成相当深度和广度的影响，佛经翻译亦是如此。

中国历史的发展为佛经翻译提供了生存的土壤。佛经翻译的产生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西汉末年与东汉初期政治腐败，各种自然灾害接踵而至，人们渴望有一种精神力量来慰藉和解脱自己，从而为佛教的传入与佛经翻译提供了社会条件。东汉时期思想及文化的变化为佛经翻译提供了客观条件。“先秦诸子学说纷纷再兴……中国的思想文化进入了一个多元、理论系统日渐续密的百家争鸣的全新时代。”(方立天，2004)这种思想文化状况既为佛经的翻译与佛教的传播留下了空间，也为佛教的发展创造了一种适宜的文化氛围。

二

佛经翻译之所以形成中国第一次翻译高潮不仅由于当时的客观历史条件影响，佛教的“圆融”思想也起着关键作用。“圆融”一词为佛教用语，《辞源》解释“圆融”一词为：“圆融，佛教语。破除偏执，圆满融通。”《佛光大辞典》解释说：“圆融，谓圆满融通，无所障碍。即各事各物皆能保持其原有立场，圆满无缺，而又为完整一体，且能交互融摄，毫无矛盾、冲突。相互隔离，各自成一单元者称‘隔历’；圆融即与隔历互为一种绝对而又相对之对立关系。”这种“圆融”思想赋予了佛教特有的开放和包容的性质。因此佛教传入中土之初，在保持自己特性的前提下，即能与中国传统的各家学说互相交流，对儒、道之学采取顺应、融会的态度，效仿其淑世化民的正面社会作用。佛教五戒融会儒家之五常，借道家之用语翻译佛典，“增加及融合了同期中国思想的主流。”(许里和，1998)从而使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浑然一体，为自己不失时机地进入中国文化圈提供了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也为自己的译文找到了接受者。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中国的历史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比较稳定的文化形态，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其形式是多种多样、发展变化的；不变的是其“和”的精神内核，叶小文先生将“和”的精神进释为“一种承认，一种尊重，一种感恩，一种圆融”，并提出“‘和’的基础，是和而不同，互相包容，求同存异，共生共长”。

正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和合”的精神本身即蕴含着“圆融”特质，从而与佛教的思想极具相似性和相通性。因此在佛教传入中国的过程中，非但没有出现像欧洲中世纪那样因为文化和宗教的冲突而诉请战争的现象，反而与本土文化相融互摄、相得益彰，促进和完善了中华文明。在佛经翻译和佛教发展的过程中，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始终处于相互借鉴、相互补益的良性循环关系中。

由于佛经翻译采取了让中国人容易理解、便于接受的形式，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佛教与中国文化相互融合的历史进程，从而使佛教最终成为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儒、释、道”三家和谐并立的局面。

三

佛教在中国初传时有一个依附中国传统文化的阶段，这一策略必然深刻影响到以传播佛教为目的的佛经翻译。为了有利于佛教传播，佛经翻译必须考虑到中国读者的理解水平和接受能力。而佛教自身具有“圆融”的特点，能够与中国本土文化融为一体，于是调适便成为佛经翻译的主要策略。与佛经翻译初期的归化策略相适应，在佛经翻译的发生期，译音多采用格义、比附等翻译方法，借用儒家、道家的术语来表达译文，从而使更多的中国人理解、接受佛教思想。

从唐朝开始，著名的翻译大师玄类所运用的翻译技巧有补充法、省略法、分合法等，几乎囊括了现当代常用的各种翻译技巧，从而使译文达到了内容与形式的高度统一。与中国传统文化水乳交融的高水平佛经翻译，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在不知不觉中便接纳了佛教及其教化思想。

在佛经翻译发生的初期，佛教的传播路线是印度一西域一中原，因而佛经翻译也经历了一个“梵语一胡语–汉语”的二次翻译过程。随着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对梵语原本的要求也越来越强烈，中国的佛教徒开始西行，寻求梵语原本，翻译过程也由二次翻译转为梵语一汉语。到了隋唐梵语的原本已经不只一种，这就便于校勘，使译文更为准确。

从译者队伍来看，佛经翻译始终向着更加成熟、完善合理的体系发展。在佛经翻译的初期，其组织形式为私译，译者多为外来僧人，翻译活动也以他们为主。从佛经翻译发展期到隋唐的成熟期，越来越多的佛教徒西行求法，精通梵汉双语的人也越来越多，佛经翻译的组织形式转为官译，译场内部分工很细，这种翻译组织形式至今仍影响着当代的翻译活动。

四

5000年来，中华文化虽然经历了不少波折但从未中断过，始终保持了蓬勃的发展势头。究其原因，季羡林先生认为：“倘若拿河流来作比，中华文化这一条长河，有水满的时候，也有水少的时候，但却从未枯竭。原因就是有新水注入。注入的次数大大小小是颇多的。最大的有两次，一次是从印度来的水，一次是从西方来的水。而这两次的大注入依靠的都是翻译。”

佛经翻译这股“印度来的水”，给中国的文化宝藏注入了新的活力，随着佛经翻译和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佛教的“圆融”思想促进、完善了中国传统文化“和合”、“圆融”性精神特质的发展。

佛教的“圆融”思想蕴含着“万有为一整体，皆由同一的终极实在缘起或现起，同生共体，互不相离”，同时“万有体性虽一，而不妨千差万别；虽然千差万别，而互相融通无碍”。佛教这一思想丰富了中国文化中的“和合”、“圆融”内涵，使之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从而对其他文化采取虚怀若谷的态度，在文化交流过程中，对异质文化鉴别和选择，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为我所用，并融入结合。这种融合不是一方吃掉另一方，也不是机械的二合一，乃是一种取长补短的自然结合。

成功的翻译就是一次成功的文化传播，佛经翻译一开始并非是一种单纯的文本转换活动，而是着眼于传播。它是“一种目的性行为，但是这种‘目的’并不完全取决于译者个人，因为译者并不享有完全的自由，他们也要受到主体文化目的的制约。”它的组织形式、方法、技巧、原则和标准等，都在随着中国本土文化和各种文本外因素的发展变化而变化。佛经翻译之所以能够形成中国翻译史上第一次高潮，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它是从一种语言文本到另一种语言文本信息转换的成功；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佛教思想的“圆融”与中国传统文化“和合”精神的特质不谋而“合”。

随着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中国文化“和合”、“圆融”精神特质的内涵得到了进一步丰富。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任何国家、民族、个人，都同生共处于一个系统之中，既各有其独立性又互相依存、密不可分。只有各方和谐相处，谋求共同发展，才会获得共同的繁荣、富强与安乐。这种“圆融”、“和合”的思想对建设中国当代的和谐社会，乃至建设整个世界大家庭的和谐都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与深远的现实意义。(信息来源：摘自《中国宗教》)